产业新闻

日本政治舆论空间的变革与方向——以《朝日新闻》的跌宕沉浮为视

来源:http://www.twfengzheng.com 责任编辑:k8.com 2019-02-08 20:44

  长期执日本舆论牛耳的《朝日新闻》正在经历空前的信任危机。《朝日新闻》的跌宕沉浮,折射出战后日本新闻媒体与政治舆论的关系、日本新闻媒体的党派性特征及其社会基础。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安倍内阁时期,“反朝日”言论的兴起,说明日本政治舆论生态仍在发生深层次的结构性变化。

  关键词:政治舆论; 新闻舆论生态; 日本新闻媒体; 朝日新闻; “反朝日”

  2018年6月, 英国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发表国际媒体调查年度报告《2018年数字新闻调查报告》。关于日本报纸、电视台、周刊杂志等媒体的可信度调查, 《朝日新闻》 (以下简称“朝日”) 在各大报中可信度排在最后一位。 (1)日本一家周刊杂志惊呼, “朝日成为最不受信赖的日本大报”。 (2)从日本近代报业发端之时, “朝日”就是高学历精英阶层的必选读物。战后以来, 无论发行量还是舆论影响力, 长期以来《朝日新闻》都是业界翘楚。从最受信赖到“最不可信”, 从舆论的引导者到执政党和媒体同行批判的众矢之的, “朝日”的遭遇成为日本政治舆论空间及其新闻舆论生态的晴雨表, “朝日”的地位变迁折射出当今日本政治舆论空间正在发生巨大变化。

  政治舆论是关于政治问题的社会普遍意见, 涉及对国体、政体、党派、社会理想、政治方针、政策以及各种政治事件、人物等表示支持或反对或中立的公意。 (3)在现代社会, 随着大众投票权的普及和大众传媒技术迅猛发展, 媒体在政治舆论空间的作用日益重要。一方面媒体扮演着双向信息传递者的角色, 既通过记者的报道向民众传递政治信息, 也把民众的意见传达给政治领袖;另一方面媒体以发表社论、评论员文章等方式, 直截了当地亮明立场, 参与政治过程。

  二战后, 日本媒体在政治舆论空间的地位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其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 基于战争时期“大本营发表”的军国主义箝制言论教训, 在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改造中, 特别强调媒体报道活动受《宪法》保护, “言论、出版及其他一切表现自由”作为基本人权, 不受国家机关的追究及审查, 媒体的新闻自由与言论表达自由得到强有力的法治保障。第二, 战后日本的媒体, 特别是几家全国性报纸, 与遭到解体的其他领域财阀和企业的际遇大不相同, 在经营体制上延续了战前的高度集中和垄断, 以广泛覆盖的巨大“体量规模”保存下来。战后, 迅速恢复订阅和送报到户的流通体制, 报纸在民众中很快重新落地生根。电视机普及后, 五大全国性报纸先后建立了自己的商业电视网络, 覆盖千家万户, 在影响甚至主导政治舆论生态方面, 如虎添翼, 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第三, 在驻日盟军总部 (GHQ) 的扶持下, 《每日新闻》、“朝日”社、共同社、时事社等新闻机构迅速建立了自己的舆论调查体制, 在政治舆论空间的话语权、议程设置权不断增强。

  基于上述原因, 以几家大报社为代表的新闻界在战后日本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1980年, 东京大学教授蒲岛郁夫就“日本政治社会集团影响力排名”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 除去媒体自身, 其他所有精英集团, 如自民党领袖、官僚、经济界领袖、农业团体领袖、学者文化人、在野党领袖、工会领袖、市动领袖等, 都认为媒体对日本政治和社会最具影响力。 (1)对此, 日本政治学者京极纯一曾作过深刻而准确的揭示:“‘公众’要服从于提供政治新闻报道的‘政论’。一旦投票或议席有所变动, 政治新闻报道自身就成了‘舆论’, 是与政治及官僚制度并立的第三种政治力量”。 (2)

  在新闻界内部, “朝日”是最具影响力的媒体之一。该报的前身是《大阪朝日新闻》。1918年在遭遇一场政治高压事件后, 报社将“不偏不倚”明确写入编辑纲领, 走上“客观报道主义”与“报纸商品主义”相结合的道路, 从面向大众的娱乐性“小报”转变为面向中间阶层的报道性“中报”。在转型过程中, 该报呼应社会日益增长的信息需求, 延揽著名学者或作家在报上发表作品, 打造“知识分子报纸”品牌。据日本学者竹内洋考证, 1938年文部省教学局的《大中学生生活调查》表明, 一半以上的大、中学生平时阅读的报纸是“朝日”。在接受高等教育的精英层中, “朝日”的首选地位遥遥领先。这种态势一直延续到战后。1965年关西大学学生“经常阅读的报纸”调查中, “朝日”居首 (50.7%) , 《每日新闻》第二 (27.4%) , 《读卖新闻》第三 (16.7%) , 《产经新闻》第四 (15.5%) 。竹内洋称, “对大学生来说, ‘读卖’是大众报纸, ‘朝日’是知识阶层的报纸, ‘每日’则介乎两者之间。”1957年, “朝日”发行量超过了《每日新闻》, 第一大报的地位更加不可动摇。 (3)

  战后初期, 新颁布的宪法以“国民主权”“尊重基本人权”“放弃战争”等为基本理念, 开启了建设民主政体新路。很显然, 这条道路是以自由民主体制为理想范本的, “元框架”是“赋予个人民主自由, 扩展公民权利, 使其不受国家侵犯”。此类政体的核心在于立宪主义、民主参与和理性选择。立宪主义是指通过一套程序和规章来规范选举过程, 约束获胜者及反对者的活动须在法制框架中进行。民主参与是指全体公民中参与民主进程的人数必须达到“足够”比例, 包括赋予妇女选举权。理性选择包括两个条件, 一是具有不同的选择可能, 二是公民具有做出理性选择的能力。这些都需要信息和舆论环境的支持, 即公民赖以做出政治选择的信息能够自由流通, 并可以被所有人获得。因此, 信息公开、民众知情权和舆论监督等从法理上受到宪法和各种权利法案的保障。理性选择与新闻媒体关系密切, 要求媒体具备告知、教育、讨论平台、权力监督、政治观点劝服等五大功能。媒体只有充分具备并履行这些功能, 才可创造真正的“公共领域”, 进而实现“线)

  上述自由民主政体的范式虽然具有理想主义色彩, 但对于战争结束之初的日本新闻界来说, 却是方向和动力。1945年11月, “朝日”在一篇社论中宣示:“自称天下公器的报纸, 今后将激流勇进, 为最终完成作为国民舆论之指导机构的作用”。 (2)为发挥这种作用, 日本新闻界认为媒体作为民众的代表, 对权力进行监督至关重要, 因此“以权力监督为使命”成为战后日本新闻界最重要的自我身份认同。从发展历程看, 自明治时期自由民权运动中的政论性“大报”时代始, 日本主要报纸一直有在野党性质自我认知的传统, 经常对政权进行批判。战后, 媒体在新宪法保护下很快恢复了这一“权力监督”“权力批判”的传统。在很快到来的冷战格局中, 日本形成了自民党长期独揽政权的“五五体制”, 为了保持政治舆论的制衡, 避免政治舆论“一边倒”, 媒体与在野党形成了同盟关系。尤其是“朝日”, 因其知识分子型报纸和自由民主理念信奉者的身份认同, 在意识形态上与在野党的同盟关系更为明显。因此, 政党政治中的“保守与革新对决”延伸到政治舆论空间, 也形成两个鲜明的阵营:官僚和保守政治家等是保守派、反动派, 在野党、媒体等是革新派、进步派。双方在日美安保条约、和平宪法原则等问题上尖锐对立, 而且由于媒体的直接“选边”, 在话语权上革新派、反对派往往拥有更大舆论优势。

  媒体的这种“”姿态, 突出地表现在1960年安保运动时期。当时, 面对岸信介内阁的强硬政治姿态和日益升级的学生游行, 以“朝日”为首的7家报社以《排除暴力, 守护议会主义》为题发表联合声明, 要求首相下台。1962年, 入江通雅在惠特莫尔所著《三大报纸批判》的译者后记中评论道:“日本的报纸抱有‘不偏向政府’的强烈偏向态度, ……全国发行的报纸都被置于一种异常的立场上, 从中完全看不到拥护政府或者单纯为政府代言的内容。” (3)

  当权的保守势力当然不希望这种局势长期持续, 采取的办法就是自行经营以掌控舆论。实际上, 自上世纪50年代初签署“旧金山和约”后, 保守政党就已经开始经营自己的舆论阵地, 如1954年鹿内信隆受命掌管日本广播;1956年水野成夫受命掌管文化广播, 1958年在财界支持下, 水野收购陷于赤字状态的《产经新闻》。但正如前文所述, 这时的保守派媒体如《产经新闻》, 影响力及读者的社会层次根本无法与“朝日”、《每日新闻》等革新派、进步派媒体抗衡。于是, 这一时期, 为增强话语权, 保守阵营也开始借鉴战前“朝日”延揽知识分子的方法, 支持、反苏、反的保守知识分子结社, 出版发行刊物。当时在美苏冷战加剧的大背景下, 这些结社和出版得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等机构的支持。1956年日本论坛成立, 参加者大致分为三类:一是以竹山道雄为代表的日本文化至上主义者, 二是批判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自由主义者, 三是以高坂正显为代表的传统主义者。 (4)1959年日本论坛出版发行《自由》杂志。此外, 这一时期右翼分子的恐吓行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进步派媒体, 推动了新闻舆论生态的转变。如, 1960年4月, 《每日新闻》因揭露政治家与右翼的关系受到骚扰;同年6月, 《世界》《周刊现代》等杂志因支持民众的反安保斗争遭到右翼抗议;1961年2月, 因《中央公论》连载涉及天皇的小说, 一名17岁的右翼青年潜入该杂志社社长家中行刺, 造成一死一伤;《中央公论》随即废弃了旗下另一杂志准备刊发的专栏“天皇制特集”, 之后《中央公论》由“进步路线”转向了“现实主义路线)

  安保斗争后, 日本进入“经济的季节”。自民党主导“开发主义国家”模式促进经济高速增长, 同时在农村等弱势地区和群体中建立年金制度、社会保障制度, 实现了国民“平等增长”, 维持了长期执政。自民党长期执政就意味着在野党的长期在野, 导致在野党在政治舆论空间为展示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就必须卖力“表演”, 形成更多的原则主义和理想主义之争。同时, 经济的高速增长及大众消费社会的出现, 也给媒体带来大发展的机遇, 为同政权保持良好的关系, “权力批判”“权力监督”很多时候开始带有“做样子”“为批判而批判”的色彩。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为争夺订报客户, 各报在报道上越来越趋同。而为保持特色, 媒体言论的党派立场就要更加旗帜鲜明, 战后初期曾团结一致“批判权力”的新闻界出现新的分化, 由于自民党推动了经济发展, 执政地位日益巩固, 这个时期亲政府、亲自民党的保守媒体开始壮大。

  保守媒体的发展也有其民意基础。1968年席卷世界主要国家。在日本, 大学生游行队伍冲击地铁站, 东京大学学生占据安田讲堂, 引发骚乱, 在社会上造成巨大负面影响, 市民对激进产生反感。同年, 日本GDP超过西德, 在西方阵营排到了第二位, 民众对现实感到满意的“生活保守主义”占据社会舆论主流。这些因素都促使保守言论趋于活跃。1968年6月日本文化会议成立;1969年初文艺春秋杂志社发行杂志《诸君!》;同年, 三云四郎出任《产经新闻》总编,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我暗下决心要和‘朝日’干到底。凡朝日主张的, 我们都要反对, 明确了‘反朝日’的路线。”为拉平与“朝日”的差距, 《产经新闻》开始加强理论武装。1973年《产经新闻》开设大型言论栏目“正论”, 并在4个月后发行同名杂志。按时任社长鹿内信隆的话来说, 这样做是要“公开向大新闻的‘偏向’发起挑战”。1977年, 《读卖新闻》发行量超过“朝日”, 政治立场开始渐渐向保守派靠拢。1984年元旦, 该报发表新年社论, 阐述了全面拥护中曾根首相保守主义路线、亲美反苏、否定反核和平主义运动的立场。以此为标志, 拥有900万份发行量的《读卖新闻》及读卖集团与《产经新闻》及其产经集团组成保守媒体同盟。日本新闻界左右对立的党派性就此形成。

  20世纪七、八十年代, 日本经济在西方一枝独秀, “一亿总中流”和民族自豪感成为国民主流意识。但是, 这种意识对于持批判立场的新闻媒体而言并不是好事。首先, 大众消费社会的到来使民众对政治的关注度迅速下降, “仅仅用政治或‘保守与革新的对决’就能鼓动人们 (特别是青少年) , 使他们对此产生情绪或冲动的时代已经结束”。 (1)以各种论坛为平台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权力批判对民众的吸引力越来越小。而且, 随着大众社会的到来, 舆论中的“反知性主义”越来越明显。学者竹内洋指出, 1957年至1977年“朝日”成为日本发行量第一大报, 其社会基础是人们希望通过提升教养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但教养的普及化与教养的收益率却往往是一种反相关关系, 有教养的群体和阶层越扩大, 教养就越不值钱, 人们反而对深刻理性思考出现厌倦, 反知性主义、反权威主义盛行。因此, 到了70年代运动的余绪之际, 日本已经出现了对丸山真男等著名知识分子从冷嘲热讽到公然谩骂的反知性主义倾向。 (2)

  冷战结束后, 日本的“反朝日”倾向进一步发展。除上述分析外, 其深层次结构性原因有三点。

  第一, “朝日”“孤军奋战”。在后冷战时代, 东西方阵营意识形态的对立不复存在, 在政党体制中社会党和自民党鸽派快速衰落。失去了政党同盟伙伴的“朝日”进一步成为保守派围攻的对象。1993年自民党下野, 长达38年的“五五体制”结束, 日本政党格局进入动荡的调整期。其间, 自民党势力为重新崛起, 与宗教右翼、文化右翼势力密切合作, 掀起了一股历史修正主义逆流。 (3)他们揪住政党和自民党主导的“河野谈话”“村山谈话”, 以守护历史和传统为名, 通过国会运动、媒体宣传与草根运动相结合, 造势抹黑, “朝日”成为他们的首要攻击对象, 大大恶化了该报的社会形象。

  第二, “朝日”成为民粹主义的牺牲品。在后冷战时代的社会心理中, 民族身份认同成为新的意识形态。20世纪90年代初, “慰安妇”、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成为日本与邻国之间的外交问题, 历史修正主义势力煽动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在日本舆论中迅速蔓延, 主张反省历史、正视战争责任的“朝日”被扣上“反日”“卖国贼”的帽子。90年代中期后, 泡沫经济崩溃宣告日本经济增长时代的结束, 阪神大地震和东京地铁毒气事件进一步使国民情绪陷入低落与不安。进入21世纪后, 日本的新自由主义改革造成贫富分化加剧;年轻人首当其冲, 成为企业正式员工、象父辈那样获得终身保障的机会越来越少, 对社会的不满与转向国家、民族等“大集团”身份认同的情感复杂交织, 这种心理矛盾很容易被引到反自由派媒体的方向上。在年轻人中, “反朝日”甚至成为了一种时尚。

  第三, 网络时代的到来加剧了日本政治舆论空间民粹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的合流。如上所述, 保守媒体早就深知宣传要迎合人心、煽动情绪, 并在技术手段上与时俱进。虽然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朝日”等自由派媒体仍占据着政治舆论空间的中心地位, 但保守媒体也一直在深耕细作、等待时机。从日本文化论坛、日本文化会议到《产经新闻》“正论”群体, 保守媒体始终在打造言论的中坚力量, 拥有一批“意见领袖”。在传播渠道上, 他们重视草根路线和通俗文化, 较自由派媒体更加“亲民”。在日本的小书店、地铁报摊, 随处可见刺激人眼球的、充斥谩骂“朝日”标题的出版物;反观“朝日”这一边, 知识分子型杂志如《世界》等则只在大城市的大书店中才可见到。2004年, 保守电视台“日本文化樱花频道”开始有组织地在SKY Perfec电视台、“YouTube”及“niconico”动画视频网站等转发保守言论, 实现了由传统媒体向网络新媒体的融合。 (1)据调查, 日本网络舆论最常见的话题有三类:一是对邻国的厌恶和愤怒, 二是对弱者权益的批判, 三是对主流媒体的批判。 (2)其中, “朝日”是受批判最多的主流媒体。

  2012年安倍晋三重新执政后, 日本政治舆论的“反朝日”风潮愈刮愈烈, 报刊、杂志、书籍、星环科技TDH入选2018国家大数据。网络上批判乃至辱骂“朝日”的言论随处可见, 上至首相、副首相指名道姓的讥讽, 下至民间右翼团体不断发起的诉讼, 形成了对“朝日”的合力围攻。此外, 第二次安倍内阁成立后, 政府对新闻媒体的管制进一步加强, 对媒体“拉一帮打一派”, 孤立“朝日”的姿态非常明显。2014年8月初, 在强大压力下, “朝日”就早年“慰安妇”报道中的“误报”向社会道歉。其后, 《产经新闻》《读卖新闻》《新潮》《文艺春秋》等报刊群起而攻之 (3), 本文开头引述的调查结果正是这种新闻舆论生态的写照。

  当下, 日本自由派媒体确实面临诸多挑战。第一, 在野党普遍陷入颓势, 自由派媒体缺少有力伙伴。自2013年以来, 在野各党的政党支持率始终徘徊于10%以下。 (4)2018年9月, 安倍成功连任自民党党首, 自民党“一党独大”、安倍一人独强的局面短期内不会改变。2017年以来, “朝日”独家曝光并持续追踪森友·加计学园丑闻事件, 虽然一段时期内拉低了安倍的支持率, 但没有像上世纪报道洛克希德丑闻、利库路特丑闻那样动摇首相执政的政权。其根本原因在于, 自民党内没有实力派派阀, 自民党外没有强有力的在野党, 缺少政治力量的呼应, 新闻舆论对政局的作用力已大不如前。

  第二, 日本民众尤其是年轻人持续远离报纸、远离政治, 转向网络、转向娱乐。在新媒体时代, “朝日”等自由派媒体还没有找到掌握互联网线年新闻通讯调查会的调查结果显示, 当年日本民众的网络新闻阅览率 (71.4%) , 首次超过早报阅读率 (68.5%) 。 (1)调查结果还显示, 当被问及上周是否和同事朋友聊过关于新闻的话题时, 日本受访者中只有19%的人回答“是”, 远低于美国的40%和英国的37%。在路透研究所2016年的报告中, 对“比较关心政治经济类新闻还是娱乐新闻”问题, 选择“政经类新闻”的日本受访者占比为49%, 在当年的26个调查对象国中排名垫底, 显示日本民众认为了解政经类新闻是国民义务的社会意识日益淡薄。 (2)这说明, 自由派媒体以政治批判类报道吸引网民的努力很难奏效。

  与此同时, 网络保守右翼言论攻势凶猛, 形成了相对封闭的、基于情感化煽动的舆论生态, 而且在政治态度上旗帜鲜明地支持安倍内阁。“朝日”的调查显示, 在媒体使用率与内阁支持率的政治意识倾向关系方面, 使用“推特或脸书等社交媒体”的群体高于平均数值, 使用“电视”的群体基本等同于平均数值, 使用“报纸”的群体低于平均数值。 (3)这进一步证明“朝日”等自由派媒体“”和“舆论监督”的职责, 面临着更加尴尬的局面。

  第三, 第二次安倍内阁成立后日本加快了监视社会的体制建设, 新闻舆论生态不断恶化。近年来, 日本国会相继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 (2013年) 、《监听法修正案》 (2016年) 、《组织犯罪处罚法修正案》 (2017年) 等一系列法案, 对、公众知情权、新闻采访权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特定秘密保护法》涉及防卫、外交、防止间谍活动与反恐四个方面, 对触犯者的惩罚之严厉前所未有, 如对政府秘密的内部泄密者和做此类报道的记者最高可判刑10年。2016年5月修订的《监听法》, 将监视手段大规模合法化, 警察可以对盗窃、欺诈、恐吓、伤害等一般犯罪进行监听, 而且废除了原来法律规定的必须有通讯公司人员在场的条款, 监听权由警方自行决定和实施。2017年5月众议院强行通过 (4)的《组织犯罪处罚法修正案》 (5), 最终将所有监视行为合法化。上述三法相互补充, 构筑了一个强有力的监视系统, 表面上是为了配合日美之间的安全保障, 但实际目的是为政权加强权力控制, 打压异己。 (6)

  舆论是社会存在的反映, 又对经济、政治、文化乃至国际关系具有多方面、多向度的能动作用。审视“朝日”跌宕沉浮的历程, 具有见微知著的作用, 折射出新闻舆论生态深层次结构性变化, 进而反映日本政治一系列深刻变化。凡此种种, 有些是日本特有的, 如围绕和平宪法的长期纠结;也有一些是当今世界共同面临的, 如自媒体、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 及民粹主义乃至极端民族主义的崛起。这些问题既有区隔又相互联系, 应融会贯通, 置于大历史、大格局中深长思之。正如日本政局和整体政治走向一样, 日本政治舆论空间的这种博弈远未终结。2018年9月20日, 安倍成功连任自民党总裁后表示, 将在卸任前完成修宪。战后以来, 宪法问题一直是日本政治中最重要的议题, 媒体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长期存在明显的阵营对立。可以预期, 未来围绕修宪等问题, 日本各种政治势力还将进行深度对冲, 新闻舆论生态、政治舆论空间的结构也将继续深度调整。“朝日”的走向具有标志意义, 值得持续关注。

  2月1日,上海交响乐团新春音乐会上,二胡演奏家与乐队合奏。 当日,2019年上海交响乐团新春音乐会在上海举行。

  卢氏县地处河南省西部山区,生态优美,环境宜人。近日,卢氏县迎来降雪天气,雪后的豫西山区银装素裹,分外妖娆。

  时值深冬,地处湖北西部山区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梅花竞相绽放,美不胜收。这是1月31日在宣恩县高罗镇埃山村拍摄的梅花。新华社发(宋文 摄)

  在中国最南端的岛屿省份海南,火车需要经由轮渡运输才能跨越琼州海峡。过海列车专调司机驾驶牵引火车,负责将列车拆分成数组,送入轮船。从事这一职业,需要精湛的列车驾驶技术和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每年春运,他们都坚守在第一线,确保每一位乘客平安回家。

  当日,阔别游客三年的香港著名景点——尖沙咀星光大道正式对公众开放。重新开放的星光大道加入了绿化、数码、环保等多种元素,并在原有107位明星掌印基础上增加了九位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得主的掌印和一枚卡通形象“麦兜”的猪手印。

  2019年2月1日 灯笼红 年味浓 2月1日,在河北邯郸市一家商场门口,工人在悬挂红灯笼。春节临近,各地张灯结彩,喜迎佳节。

  近日,甘肃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整理2018年全年红外相机资料时,发现包括野生大熊猫、羚牛、金丝猴等多种野生动物频繁出没的影像。

  由北京客运段担当值乘的G529次列车是全国运行时间最长的高铁列车,全程2675公里,将旅客从寒冷的北京带到温暖如春的广西北海。由北京客运段担当值乘的G529次列车是全国运行时间最长的高铁列车,全程2675公里,将旅客从寒冷的北京带到温暖如春的广西北海。

  当日,2019江苏泰州秋雪湖吉祥灯会正式亮灯,39组各式彩灯与游客见面,在湖水的映衬下更显璀璨,今年的秋雪湖灯会从2月1日持续至3月3日。

  近日,河北省邯郸市复兴区民间艺人黄颖创作完成了十余幅以生肖猪为主题的手绘年画,迎接新春佳节。近日,河北省邯郸市复兴区民间艺人黄颖创作完成了十余幅以生肖猪为主题的手绘年画,迎接新春佳节。

  2月1日,在英国巴斯,一名行人走在路上。近日,英国巴斯出现降雪天气,当地居民的生活和出行受到影响。

  2月1日,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布加勒斯特大学孔子学院的老师演奏中国传统曲目。当日,布加勒斯特大学孔子学院与布加勒斯特国际学校联合举办文艺演出,迎接中国新春佳节。

  也门首都萨那1月31日晚间遭遇多次空袭。也门首都萨那1月31日晚间遭遇多次空袭。也门首都萨那1月31日晚间遭遇多次空袭。据沙特阿拉伯的阿拉比亚电视台2月1日报道,空袭针对的是胡塞武装在萨那东部一处用于存放无人机的仓库。也门首都萨那1月31日晚间遭遇多次空袭。

  2月1日,在美国华盛顿,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国务院记者会上讲线日起暂停履行《中导条约》义务,启动退约程序。美国国务院2月1日宣布,美国将于2日起暂停履行《中导条约》义务,启动退约程序。

  1月31日,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黎巴嫩总理萨阿德·哈里里举行记者会。黎巴嫩新一届内阁31日组建完成,萨阿德·哈里里再次出任总理。1月31日,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黎巴嫩总统米歇尔·奥恩(中)与总理萨阿德·哈里里(右)、议长纳比·贝里讨论组阁事宜。

  1月30日,在英国伦敦的科学博物馆,一名参观者展示亲手制作的迎春招贴画。 新华社记者韩岩摄1月30日,在英国伦敦的科学博物馆,馆长伊恩·布拉奇福德(右)在活动中手举窗花。

  这是1月31日在美国纽约布赖恩特公园拍摄的结冰的喷泉。从30日起,受“极地涡旋”影响,纽约大幅降温。新华社记者 王迎 摄1月31日,在美国纽约布赖恩特公园,一名女子在结冰的喷泉前拍照。